我现在没有老公，前夫倒有两个，一个十几年前就死了，一个还活着。
先来说说第一个前夫吧！
那是1982年秋，那年我虚岁20。
一天晚上，我父亲一个多年前就到外村当了上门女婿的朋友，带着一个身高大约1.5米多点的小伙子，走进了我家。
这个小伙子不但个子矮墩墩的，而且脸上稚气未脱。他上身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军便服上衣，是的确良的布料，下身穿着一条好象是酱色的涤纶裤子，脚穿一双洗得很干净的解放鞋。
他们进我家门时，我正坐在庭前的竹床上织毛衣。敏感的我，预感到是怎么回事——他们可能是上门提亲来了。彼时我妹妹益宜才18虚岁，不可能是来找她，肯定是冲着我来的，况我们孙家村那时也没有妹妹比姐姐先定婚先出嫁的例子。
我带上织着的毛衣，羞涩地上了楼，躲进了自己的闺房。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过了一会儿，我母亲上楼来，叫我下楼去。说是那个小伙是XX村（与孙家村相距20里）人，今晚他是来我家讲亲的。我小声地嘟哝了句：“谁分（嫁）到那上面去呀”！因为那年代，我们村姑娘们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宁可往下一尺，决不往上一寸。意思是嫁人不嫁偏远山区的上路人，听说那上面人多田少，连粮食都不够吃。
母亲的爆脾气上来了，大着噪门说：“女仂（堂姐孙寿眉）不是分（嫁）到那上面，她不是过的好好的吗”。我心想：堂姐女仂是个离了婚的二婚妇女，有人要她就不错了，况她嫁的是死了老婆的二婚男。可我是黄花大闺女，就不能好好的选择下吗？为什么头个上门提亲的就要答应？
母亲继续跟我边说边比划，说那小伙子今年只22个年头（虚岁），读了很多书，跟我三哥根树一样高中毕业的，现在是当着生产队会计。任凭母亲说得口干舌燥，倔犟的我就是不下楼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父亲的朋友带着那个小伙子走了，因为那时还未分田到户，他们要赶回去挣工分。
几天之后，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封信，是那个小伙子寄来的，信中称我为：孙益芳同志。
这封信正文的开头，他解释了为什么称我为同志：我现在为什么称你为“同志”呢？因为我们彼些之间还不怎么了解，至于以后称呼你什么，待你回信之后再说吧………。
经过几个月的鸿雁传书，以及他又登了几次门，虽然对他的身高不太满意。但那年代的农村，高中毕业生算是凤毛麟角，他当会计和拖拉机手，这些光环也是比较耀眼的。就这样，涉世末深的我坠入了爱河。
这年腊月，我与这个姓李的青年正式确定了关系，并摆下了定婚酒。
一年后的1983年冬，在亲友们的祝福声中，我和他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他第一次去我家时穿的那件草绿色的确良军便服，婚后他又穿了多年。给他洗过多次那件衣服，有点裁缝知识的我，可以看得出，那是一件裁剪得十分合体，做工精细的衣服。衣服的下摆及袖子全是用手工缝的，针脚密且均匀，他跟我说，那件衣服是他的朋友程灶焰师傅给他缝制的。
